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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这份礼物很厚重，来自万里之外的中国，邮寄人是外语教学与研究社（简称：外研社），包裹里放了几十本《新概念英语》和《剑桥英语》。第二天例会，胡振兴将这些英文书分发给加纳工厂的同事们。接着用流利的英文开始布置一天的工作。

　　胡振兴上一次出现在新闻上是在10月20日。当时他拍摄视频的本意是录制给远在河南许昌的家人，也想借此记录下自己在非洲的工作和生活。没想到，却因“中式口音”的英语意外走红。一个月以来，胡振兴的故事被人民日报、央视新闻等相继报道。网友们对胡振兴赞赏有加，并感叹：“胡大哥，让我打通了学英语的任督二脉”“再也不害怕用英语开口和社交了”。

　　公众也从新闻中更加了解胡振兴这个人物，80后，河南省许昌人，现任河南瑞贝卡加纳工厂总经理，其任职的工厂在非洲当地员工超过1200人。外研社的官方号说，看到胡振兴和他的团队在努力自学英语，效果很棒，为他的努力而感动，因此，不远万里，邮寄了带讲解课的新版书籍，才有了开头的一幕。

　　有人说，胡振兴的“中式英语”，是普通人自信和拼搏的写照。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会展与传播学院教师、上海市欧美同学会留美分会理事杜佳毅接受《新民周刊》采访时表示，“中式英语”出圈的意义，并不在于他们极具辨识性的英文口音，他们身上最大的闪光点是，敢说，敢表达，能突破传统英文学习的障碍，他们的精神，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。

　　许昌，河南省中部的一座城市。这里是世界最大发制品生产基地，拥有数百家发制品企业，被誉为“中国假发之都”。其中有一家公司瑞贝卡，正是胡振兴供职的发制品公司。被大众熟知的十年前，胡振兴就已经在非洲工作和生活了。

　　2014年，胡振兴作为外派管理层前往非洲，那时的他，去过最远的城市是北京和上海，英文一句也讲不出来，交流更困难。家人担心他只身在外“人生地不熟”，但胡振兴觉得自己年轻、敢拼敢闯，有无限可能，不出国就可惜了。他做通家人思想工作，参加公司外派前的培训，很快就启程了。十年来，胡振兴在加纳待了5年，又被派往南非，接着又回到加纳。一路上，收获良多。

　　“如果不抓住去非洲的机会，可能我一辈子都不会出国。” 那么，为什么瑞贝卡会派遣这么一个人前往非洲呢？公司为何相信胡振兴能够胜任非洲的工作？

　　河南省瑞贝卡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自主品牌（非洲区域）负责人陶伟在接受《新民周刊》记者采访时表示，瑞贝卡集团外派到非洲的人员多为管理人员，比如技术人员、车间主任和工厂总经理。高层管理对英文要求高，车间部分岗位则低一些。如果外派人员听不懂英文或沟通存在障碍，公司会在地方配备外事干部，主要处理沟通翻译等工作。

　　陶伟说，公司在外派之前，也会对外派人员进行管理方面的培训，根据能力、英文基础掌握程度会综合考量。但大多数时候，英文的提升，还是靠外派人员自学。“如果单从英文基础的角度，胡振兴并非最合适外派到非洲的人。但他学习能力强，也非常愿意和非洲当地人交流，有管理能力，敢说，有自信，这就是他的优势。”

　　陶伟告诉《新民周刊》，在瑞贝卡，有许多像胡振兴一样的自学成长的人，但没有英文基础，能学到自由交流、无障碍工作的程度，还是少数。杜佳毅也表示，没有语言基础能做上管理层的人确实少见，胡振兴把语言用在工作上，一路升任为总经理，对于一个没有正规途径学习语言的普通中国人来说十分难得。

　　相比之下，陶伟则是2003年最早一批外派到非洲的人。那一年，首批外派非洲的目的，一方面降低人工成本的攀升，另一方面也可以实现“地产地销”。陶伟作为年轻敢闯的大学生果断报了名，当时公司一共外派了十几个人，一待就是十年，因为有英语基础，陶伟一周后就适应了当地的环境和生活，语言沟通上也逐渐顺畅起来。

　　“当时去了尼日利亚，那里我们建了第一个工厂，路是柏油路但被雨水浸泡后就坏了。上网用带USB接口的网线，点开新闻都需要几十秒。条件很差。”今年4月，陶伟再次去尼日利亚出差，因为“一带一路”的政策，那里的条件有了很大改善。

　　回顾瑞贝卡的成长经历，布局非洲是必然之路，外派也是必需的。早在1993年，许昌县发制品总厂与美国新亚公司合资成立了“河南瑞贝卡发制品有限公司”。瑞贝卡公司“借船出海”，产品直销美国。同时获得进出口权，实现了向国际化公司的跨越。

　　后来，瑞贝卡公司销售主渠道的美国发制品市场一度跌入低谷。当时瑞贝卡公司果断把目光转向非洲和欧洲两大市场。2003年，瑞贝卡在非洲布局了生产和销售方向，“地产地销”的模式，使得产品从下单到供货由之前的三四个月降到了一两周时间，大大节省了时间成本和原料成本。

　　据陶伟介绍，在非洲不少国家，大街上出现的长发黑人女性，十有六七戴的是“瑞贝卡制造”。目前，瑞贝卡在非洲的经营格局已经拥有了尼日利亚、 坦桑尼亚、南非、加纳、肯尼亚、赞比亚6家销售公司和尼日利亚、加纳、莫桑比克3家工厂。20年来，瑞贝卡已经向非洲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管理人员，目前，瑞贝卡加纳工厂成立至今也超过15年，已在当地建立了稳定可靠的经营体系。

　　每年向非洲外派人员一批又一批，为什么偏偏胡振兴走红了？大概因为他说了一口流利的“中式英语”，又不仅仅因为此。对此，胡振兴有自己的答案，他觉得可能因为自己说英语很特别，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往外蹦，且带有浓重的河南口音，给大家带去了欢乐。

　　联系上胡振兴的时候，刚好是加纳时间中午12点，北京时间晚上8点。以前胡振兴只在工厂忙碌，现在忙碌的事情又多了一样：接受媒体采访。“工厂的工作很忙，比较难抽出时间。”胡振兴一边抱歉回复晚了，一边回忆九年来在非洲的经历。

　　“一开始，我一句英语都不会说，就会说简单的yes、no、I’m fine，再复杂一点的就说不成了。”胡振兴告诉《新民周刊》，2014年外派到加纳时，他28岁，英文零基础，想学起来困难很大，但英语在实际工作中又是交流工具。作为管理层，胡振兴要管理当地几百个员工，每天给当地员工安排工作、布置任务，都需要沟通。

　　“起初交流只能靠外事人员翻译，但适应一段时间后，我发觉进步太慢了，既然要来非洲，在这个国家工作、生活，就得先过了语言关。”于是，胡振兴决定开始从日常单词学起，他准备了一个笔记本。先是整理打印了厚厚一打管理方面的常用短语，比如，外协（out source）、负责（in charge）、现场管理（field management）。

　　还整理了“英语常用口语999句”“英语常用句型”等。胡振兴说，他先是写下平时常用的单词，遇到不懂的就记下来，反复学习，反复背诵，完全是死记硬背，没有方法。当时的胡振兴算了一笔账：一年365天，我一天背几个，就能记住400个单词。后来这些笔记本都快翻烂了，胡振兴还多次用胶带一点点粘贴修复。

　　再到后来，胡振兴开始学习《新概念英语》，利用英语词跟记忆法和自学音标，进步很大，英语学习也渐渐“上道”了，越说越流利，越学越自信。直到能熟练应用口语并带动几位中国小伙伴一起学习。据他介绍，外派非洲的中方团队会坚持每周二和周四晚上集体学习。

　　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，非洲的同事给了他很大鼓励和帮助。可以说是胡振兴“最好的老师”。

　　“车间里的工人不断在帮助我，有时候单词我听不懂，他们会帮我写下来。”最难能可贵的是，即便有说错的，胡振兴也不会担心别人的眼光。

　　开会视频走红后，令胡振兴感到欣慰的是，网友们并没有嘲笑他的口音，更多的是被他的自信和励志故事打动。一些网友从他的英语学习经历中找到共鸣，留言说：“语言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交流，他让我更加坚定了学习英语的信心。”胡振兴谦虚地说，目前自己的英语水平，应对工作足够了，但仍然有限，还需要继续学习。

　　目前，胡振兴妻子和一双儿女均在老家。他大概每隔半年回来一次，“沉浸式”陪伴亲人。远离家乡在外打拼，胡振兴最想念的就是父母妻儿，以及其他亲友，每次重返非洲加纳，他会带上家乡的白酒、牛肉干以及胡辣汤料包送给非洲的友人，也方便自己一解乡愁。

　　杜佳毅认为，现代大学生阅读和笔头水平很高，但需要在开口讲英语上下功夫。把英文看成一门语言，更看成一个工具。“工具是为我们服务的，我们不要渴求一些语法的绝对正确性，读音和措辞的完美，语言就是交流。就像一个外国人和你讲中文，如果有语法错误，你也不会苛求其正确与否。在某些语境下，双方都能相互理解对话内容。”

　　这让记者想到了俄语文学翻译家草婴学习俄文的经历。1938年12月1日，草婴开始到上海俄国侨民学俄文。那时候上海没有念俄文的地方，只有个别俄国侨民教俄文。草婴就想法子找到一个中年俄国妇女，用一个钟头一块银元请了她。俄国妇女没什么教学经验，就是跟着当时唯一的教材哈尔滨出版的《俄文津梁》，她念一句，草婴跟一句。

　　就这样坚持学习持续了一年多。再到后来，草婴成为了俄语文学翻译家。译有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作品《静静的顿河》《一个人的遭遇》等，还以一己之力译出了《列夫·托尔斯泰小说全集》。“和胡振兴一样，草婴的学习语言的方法，没有特别系统的讲究理论和方法，开口讲和反复练习就是‘最好的老师’，当然，最重要的是，自信，敢于开口。”

　　前不久走红的00后四川姑娘方菁，从四级考了三次才过的尴尬，到目前能够顺利和非洲商户交流，前提也是打破了人们对学习语言的刻板印象，走出舒适区。

　　“刚开始客户打电话，我听不懂就会挂断，后来脆把文稿翻译成英语，每晚跟着AI软件读熟，后来发现语感有了，对话也越来越流利。”学好语言的另一个重要性，在于能深入到一座城市的文化肌理，真正做好企业、管理好员工、有远见、有谋略，才能在城市中生根发芽、固定思维。

　　杜佳毅说，掌握一个国家的语言，就能足够了解他们的文化。在上海，杜佳毅有很多外国朋友，很多人认为有翻译了，就不用学语言，即便全程用英语交流也没问题。但当在做国际业务谈判时，往往那些愿意学中文的外国人更能理解中国文化，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，也能与团队融合得更好，精准把握语言背后的奥妙。

　　比方说，胡振兴学好英文的同时，更自豪于自己把中国好产品输出非洲，扩大品牌影响力；草婴通过学习俄文，翻译了诸多俄文著作，也更加确信苏联当时走的道路对中国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很大。掌握了英文的方菁，也在800人的客户群中，发现了来自非洲待业妈妈们的新商机。目前，从利润第一个月仅有750元，到了第三个月已超2万元。

　　事实上，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，“中国英语”新词频频地出现在了国际新闻报道之中，一定程度上，加快了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。据《牛津英语词典》（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）统计，英语中有大量的汉语借词，其中有1300多个英语单词以汉语为来源。

　　从“纸老虎”成为西方语汇，到“黑猫白猫论”登上美国《时代》周刊，再到“一带一路”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写入联合国决议，中国人以自信的姿态发出自己的声音，表明自己的态度。在未来十年，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开放，“中国英语”或许会更多“反哺”到英语社会中。记者｜吴 雪